生活在中国，虽然会因为她的地大物博而心潮澎湃，无比激昂，有时也会因为她绵长的历史而感到骄傲，但总是会听到一些逆耳的话，让人觉得不舒服，并且有很多看上去对普通人还很有说服力，让人感到非常不快。有人说忠言逆耳，逆耳忠言，人家这么说肯定是希望你好，改掉坏毛病，努力发展壮大起来。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忠言逆耳，倒不如说是历史潮流之下的糖衣炮弹，打着为你好的名号，实则是为了让我们心甘情愿成为他们口中的“白月光”——西方人的附庸罢了。
读过一点近代史，大家都知道近代社会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社会，所以尽管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知识分子号召思想启蒙，但最终还是先安身立命这个议题在历史进程中占了主流，很多人在经过过去百余年的历史之后，似乎以为近代中国不存在所谓思想启蒙，以至于从70、80年代一直到当代社会，很多人都把自己那一套关于文化、历史的理解拿出来分享，做完全唯心主义的理解，并夹带一些私货，因此诞生了诸如柏杨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家，诞生了河殇派这一个文化虚无主义团体，甚至出现了姜戎这样民族虚无主义的文人。他们通过不停地向中国人灌输中国文化否定论，中国历史荒诞论，中国文明落后论，中国主体民族阴暗论等等极端贬低中国的理论，在一定时期赢得了大众赞赏，在人民错误地听信了所谓批判性思维将他们的理论捧起来之后，为了建设与改善而批判的目的直接被换成了为了批判而批判，甚至直接在文章中贬低中国的同时，大声为西方人、西方文明、西方历史以及野蛮人唱赞歌，号召中国人脱中入西，脱汉入蒙，造成了今时今日中国社会各种公知迭代不穷，民族分裂势力屡屡兴风作浪，借助欧美反华舞台大放厥词。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公知或者说一些自诩启蒙者通常都会运用这种手段，我们如果从这个西方历史线来看一些人对中国实施的所谓启蒙，其实就是想要照搬西方的历史，也就是通过否定、污蔑、诋毁等手段让你对自家的历史、自己的民族身份、血统、自己国家的文化产生怀疑。在质疑之后，再给你灌输西方文化、西方历史，赞美西方，歌颂西方，这在早些年叫做批判性思维、开启民智，现代社会统一给它起了个洋名字叫做PUA。当他们无法灌输的时候，自然就发出了一种看上去痛心疾首的无奈。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这种对本国人民实施的所谓启蒙，就是要彻底否定历史文化，而不承认历史是连续且带有继承进步性的。
有人说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搞跟他们一样的制度，民主自由多好，你看美国不就在经济、军事层面做成了世界第一了吗，如果今天有人还持有这种观点，大概是没有认识到美国人的心态，美国人完全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理，之所以驱动那么多反华、反汉人士在国内社交媒体以及出版界肆意渗透，就是为了让大家产生错觉，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到，和美国一样制度的国家，别说发展中国家，任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不想当他小弟都不行，甚至处处都有美国驻军，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处处都是美军基地，经济发达、文化西化，和西方一个阵营，结果是完全没有主权的附庸，美国人一声令下，韩国人对日劳工索赔竟然都以戏剧性的“由韩国方面代偿”得以解决，如果中国真的参与到美国阵营，试问我们还能有对五千年历史的骄傲的权利吗？
面对这种现象，何人不心痛？
然而我们今天还不明白启蒙是什么，就被一些人教育到“要用西方人的东西来启蒙中国人”，以至于某些人看到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依然没有拥抱美国、西方文化、文明、政治、思想以及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不免发出了所谓“启蒙失败”的喟叹，未免荒谬。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乃至清王朝未倒台之前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家生产的文艺作品、著作都能算是启蒙作品，而靠这些作品来对国民产生一些影响就是所谓的启蒙。但我们实在是要弄清楚一点，就是谁，有资格来对人民对大众进行启蒙？
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思想研究领域，基本上都是西方人一言堂，很少看到中国人有自己的作品，长期以来我们谈到民主、自由，谈到启蒙，总是要提到西方思想家，不管是笛卡尔、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洛克、贝卡利亚、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不说妇孺皆知，但凡是研究思想的，没人能脱离这些西方人，有人说中国也有很多，像什么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等不都是中国人么，这说的不错，但这几个中国人也多半受到了西方人的影响，且其思想并没有起到影响世界的作用，虽然其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却没有形成一股超脱于西方这几位思想家的力量，以至于一提现代化，几乎没人提到这些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公知、反贼都是文科学者？因为文科与理科不同，文科本质上就是思想的构成体，而西方又是很多文科的创始人，所以很多人学了文科就必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会产生亲西方的情感，基于上述这些现实，要想弄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谁需要启蒙？我们今天也不能免俗，要从西方的理论着手，去弄清楚启蒙的含义与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这个“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通俗点理解，启蒙就是在他人（通常是在思想、文化、见解、视野等方面比其他人高的一群人）指导下，让你摆脱不成熟，摆脱无法运用自身理智去处理各种事情的状态。理智主义，也称为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源头。与文艺复兴不同的是，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文艺复兴大行其道，当这种萌芽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人们便会开始以理性的姿态去思考周遭的万事万物，启蒙运动重镇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先驱，作为近代唯物主义的开拓者，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但是理性的启蒙并没有脱离基督教上帝的影响，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依然以宗教为原点，不过，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最起码对于西方人而言，理性主义算是从这个时代出现，并且和宗教渐行渐远，催生了现代西方的各种民主政治理论、人权理论以及以理性对抗愚昧的思想等等。因此启蒙便被赋予了一种摆脱愚昧，崇尚科学、人类自身理性等等的含义，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是基于这种关系，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笛卡尔本身就是科学家，甚至创建了重要的直角坐标系。
然而社会科学的概念是很难被定义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更偏向于理论之间的辩论，并且顺时代而变化，关于启蒙的定义，在康德时代与在当今时代的定义是不同的，并且知识分子所谓的启蒙，也得看是谁去启蒙谁，谁有资格获得这种启蒙的主导权。康德认为，除非给予公众足够的自由，让他们能够自由阅读各种著作并且能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否则人会因为自身的懒惰和怯懦，即便身处一种高度文明的环境下，也依然不会变成熟。那些整天喊着要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人，就把这种责任揽在了自己肩上，似乎当下中国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让人自由读书、思考的环境，而大众自己绝无能力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
康德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人需要以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主张用理性来审查一切传统、权威、教条等理念，也许正好对当代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们带去了很多不现实的自负感，以至于谁都可以对自己的传统表达否定、叛逆的态度，他们固然记得要去审查一切传统，却忘记了要以理性去查看、分析和研究。
于是一部部《河殇》、《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便纷纷出炉，一时之间乱花渐欲迷人眼。你能想象那些和满口“费拉民族”“支那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猪”的反华人士站在同一战线的人，能有什么高论，无非是把西方人那一套带了过来，只是与其他地区不同，洋人绝不能想象到竟然能有人自己把头送过去让他们砍，一口一个痛斥不愿跟随他们的人为奴才的公知们，自己当了奴才还不自知，这是最可笑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基本不会有几个人在发出“启蒙失败”的喟叹之际告诉你什么是所谓的启蒙，逼得我们不得不向前看，向那些离我们二三百年之远的先贤们去寻找答案，但这种答案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些知识分子们所谓的启蒙，到底是什么，毕竟要理性相信多数人都有，要不理性，也是谁都一样，那些西方国家的人不理性的多了去了，何至于偏偏要中国人个个都理性老成？
要知道，启蒙运动至今也不过三百年的时间（以1715年为起点），西方人在在这三百年的时间段内飞速发展，通过殖民、奴役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攫取了大量的殖民地、人口和生产资料，这为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人对西方的发展很是羡慕，但却从不愿意追究他们积累生产资料时所使用的各种违背启蒙的手段，以至于很多西方学者都看不下去，不断鼓吹“再启蒙”，但是这种行为真的能让现代西方人产生和平发展而非四处掠夺的理念么？
诺曼·汉普森在《启蒙运动》一书自序中说到：“启蒙运动所指的乃是渗透于生活之诸多层面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启蒙是要对一个人的生活以及各方面行为产生一种标准式的规范。一个人在经历启蒙之后，会以理性去思考一切，这符合笛卡尔、康德等人的理论，但显然在现实社会话语中的启蒙，是带着对民主、自由价值的信念的坚持的，启蒙就等于接受现代性的民主、自由价值。
如果启蒙是要让大家理解民主、自由的价值，那我们需要启蒙吗，当然了，因为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民主、自由，这恰恰是西方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或者完全流于表面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启蒙？
是告诉人民民主、自由是什么，要如何在生活中去实践它们，让他们成为根植于我们“生活之诸多层面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还是打着批判的名义，打到一切，消灭一切，尝试着对自己的文化兴师问罪，把传统打成动辄得咎的受气包并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人，要让人家当咱们的爸爸，要主动去请求被殖民？然后告诉大家，你的民主要和主人一致，你的自由要和主人一样，恨不得乞求英国人让自己加入英联邦，去认人家英国国王当主子，自己哪怕在那里跪着也百年不渝。
试问这一点，和这些知识分子们想要公开批判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坏传统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哦，无非是文革时期至少还不会把西方人的东西当成是好东西，但这些人不然，我们相信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有权力这样做，他们一定会比那些“小将”更加激进。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懂对中国来说，启蒙意味着什么。
要知道，除了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造成的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之外，我们的先辈早在清末就开始对中国人民进行启蒙，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生存——可笑的是造成中国人无暇去顾及启蒙只能先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因正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痛打，就仿佛人受伤之后要动手术，动了手术就得先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几天一样，在救亡图存和启蒙运动两者择其一，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先满足最基础的需要，就是保全眼前的生存，所以在那个时候做到了推翻封建王朝和君主制度。尽管一些人呼吁西方的思想、科学、技术虽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变革，却从未真正起到影响一个时代的作用，以至于最终依然要依靠暴力革命去争取自身的发展权，不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给我们进行了足够的教育，现代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人的各种启蒙已经起到了作用，人们知道科学、理性与思想，只是这条路走得和那些西方人不同。
我们知道，西方是在经历了长期落后于中国的历史之后，在近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我们总说西方人是海洋文明，其实不然，纵然西方人在航海上有比中国人更多的经验（当然主要是靠海盗和殖民掠夺），却也长期从事农耕，西方有的是小农经济，只是人们向来不会去研究这段历史，而只去看西方人在近代以来的对外炫耀武力的历史。
为什么启蒙运动在会在法国发生，无非也是需要那么几个社会以及政治环境，即专制达到了极端高峰，并且造成了社会动荡，要知道在启蒙运动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发生过很多政治运动，不管是各种路易国王的专制，还是大革命，整个社会对专制问题有切身的厌恶感，而不仅仅是文化人，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才开始对整个社会以及人类文明本身产生了各种思考，并根据时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是他们依然是强大的殖民国家，社会思想的流变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现代化，对殖民手段的演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强大到有殖民他国的能力对西方人来说是骄傲而不是罪恶，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看到西方人对曾经的殖民历史有多么大的反思与道歉，即便有也大多是口头上的，以至于今天我们都看不到英国人对清末殖民中国有任何歉意，但相反的，中国人自己却是极端喜欢反思自己的，我们这个民族善于把自己受的罪都归咎于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中容易产生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代理人的角色。
世界第一强国本身就是殖民而来，美国人也强调爱国，建立了国土安全部门，中央情报部门，联邦调查部门，但是美国人有祖国吗，他们大多是移民，他们不会对自己殖民美洲的历史道歉，否则今天的他们就是非法的，想让强盗的后代承认自己的祖先的罪行，就好比叫今天的日本人为他们父辈侵华道歉，他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自己不知道（当然是狡辩），另一方面，我爸爸干的事为什么要找我？那么，难道说西方人日本人没有经过启蒙么？他们整天在国际上今天民主，明天人权的，分明就是汲取了启蒙运动的精华，但为什么他们的表现却像是完全没有受过启蒙似的？
政治自由主义、社会平等和世界主义，这三个重要思想和社会价值理念，被认为是扎根于启蒙运动的当代世界重要价值观，但是我们今天不管在任何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也很难把这些问题都对应上，一些极端发达国家，比如西欧的一些国家，实现了社会平等、政治自由就无法做到世界主义，实现了社会平等、世界主义就做不到政治自由，跟别提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只有政治自由，而绝无社会平等、世界主义，所以现在我们很迷茫，迷茫的是启蒙运动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何物？
一些人在介绍启蒙的时候，说启蒙强调“人生而平等”，衍生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等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民主、平等、博爱等理论在中国古代难道没有吗，当然有，只是这些人向来不读中国书，只看西方资料，自以为西方就是独一无二，可是启蒙思想家会对谁启蒙，他们那些理论，恐怕在没有普及教育的情况下谁也不懂，要知道在当今社会西方人强调的就是快乐教育，人们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未必懂得启蒙是什么，在西方社会制度下，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极少数人掌握着极大多数的社会财富，纵然西方人被普及了平等理论，难道我们能相信一个资本家腰缠万贯的富公子会和一个平民或者说普通人的穷公子生来就平等吗，如果能做到，就不会有私立教育、奢侈品这些要花巨大财富才能负担得起的东西，你说这些西方人是受过启蒙的，既然如此，英国人为什么要对外殖民，不惜用武力撬开中国大门，只为了几箱贻害无穷的鸦片？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人会鼓吹英国人的大宪章，虽然这个东西对现代英国以及世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在颁布之后也没见到有多么认真实施，否则他们自身又是受过启蒙，又是遵守大宪章的文明人，怎么会全世界殖民压迫那些落后地区，而非去散播民主、传播启蒙思想？就如同大宪章说的所谓自由人，在当时也不过是少数人，尽管800多年来西方没有多么重视这个东西，但是到了中国就被吹上了天，难道中国没有保障民权的思想和法规吗？
凡是读书看报的人多半都能知道，西方人以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把自己的历史当成世界的历史，总喜欢在历史书中先写自己的历史，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则很少着墨，所以从西方的视角去看中国历史，能看出什么好东西来？你说中国古代没有出过科学家吗，只怕不是，你说中国没有出现过音乐家吗？只怕也不是，但是为什么西方人总喜欢把自己国家的人物当成是世界的人物，不但忽视了中国，连那些非洲、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国家的一些知名人物都不被计算在内？以至于他们总是在问，中国有什么出色人物，还害得一群狗腿子整天发文章反思。
为什么西方人热衷于给某些特立独行的作家颁奖？无非是你的作品满足了他们笔下对中国的孱弱的想象，对中国社会悲惨图景的勾画，这种对中国社会以及人性的刻画能让他们产生心理满足。于是他们就更有理由，以救世主的姿态亲自降临到中国或者干脆培养一批忠犬为自己到中国去宣传自己，以至于启蒙不再是开导与启发，而直接变成了强买强卖，言之凿凿，所谓的进步，反倒使他们自己成了无知的最佳代表。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传教，明清时期的传教士来华，基本上都需要经历一番磨练，这就是要和当地的僧道儒辩论，这种辩论的记录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甚至有专门的研究书籍，今时今日的传教呢，却都从辱骂、诋毁中国人的信仰——祖先崇拜说起，要么咒骂祖宗，要么就说中国人没信仰，无恶不作，在他们入华数百年后发现根本无法形成规模性效果之后干脆不装了，操纵一批鹰犬直接咒骂不信教的人，这种形式的传教，还算传教吗，同样地，以贬低自我，矮化民族的方式来教训民众，算是启蒙？
布隆纳在《重申启蒙》一书中说“要是宣称一种有着3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可以因为1650年到1800年间少数欧洲知识分子的哲学作品而被抹杀，或者否认甘地可以从他自己的宗教领悟中得出多种族的民主秩序观，都完全是一种傲慢自大的做法。认为要想就道德问题达成真正共识，就必须要求对话所有参与者都以同样方式思考，这显然是荒谬的 。”这就好比某些国家将自己的标准在未经世界大多数人同意的状况下强加给这群人一般，世界上的各种人因为各种政治、地理的因素，对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思考必然是不同的，逼着不同国家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必须去认同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观念，是否本身就违背了他们自己所谓的民主观念呢？
身为中国人，曾经长期听到他人对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有各种探讨，比如有个叫做李约瑟的科学史家就曾经发出过一些提问，最有名的还是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这个问题——为何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非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从西方历史也多少能看出来一点端倪，中国历代实施的都是宗教多元，几乎没有宗教战争和冲突，所以不存在一个宗教一家独大的问题，在宋朝开始甚至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宗教不但没有冲突反而不断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西方是实实在在经历了千余年的中世纪历史阶段，宗教不但压迫人，还通过各种手段阻碍技术进步，我们知道，生活在没有压力的社会中，人对于高等技术和文明的需求就不会很高，而经历了数千年压迫的西方人，如果不反对腐败、独裁的教会、宗教教条主义，就难以长期继续下去，因此诞生了各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并且还诞生了很多全能型的人才，西方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基本上都可以溯源到这种对宗教的反叛，而这种对自由的向往，让西方人不得不站起来反抗。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才不过三四百年，要是更精确一点说，真正现代的科技诞生也是在二战以后，而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理论家、科学家，也不得不说是基于对之前过度压抑的宗教胁迫的一种集中性的释放，当然西方人成功了，他们掌握了世界上大多数资源，但是西方人从来目的不纯，因此在科学技术和思想发展之后就在世界各地到处侵略，技术固然很先进，但被用在这些地方，多少令人不齿，难道我们要学他们吗？
与中国的儒家不同的是，虽然儒学是一个人登陆仕途的必经渠道，但是官方或者说政府也没有禁止人们去研究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西方天主教教会却牢牢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思想，乃至于一直到19世纪都还有部分西方国家存在着猎巫现象，以至于在启蒙运动时代，要出版一本日心说的书籍还得看看教会的脸色。你说中国有文字狱，莫非西方这种不是文字狱？因此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当你有研究其他学科的自由的时候，你是否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或者对儒学发表极端的否定？诸如近代中国社会启蒙时代打倒孔家店那般？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变动过于湍急，是否今天的我们也不会刻意去追求各种高技术？恐怕不但中国，西方也是如此。比如把西化干得最彻底的日本，发明了新干线高速铁路，可是过了几十年，中国的铁路发展都达到了世界前列，日本的新干线依然是那个速度。又如美国，经济世界第一，科学技术更是没得说，可人家安逸日子惯了，虽然常年对外征战，但国内连铁路都修不好，以至于年年发生致命的火车脱轨事故，最终在2023年2月发生了世界震惊的有毒物质扩散事故。
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到西方国家去，于是很多人都会对西方有各种想象，而自命不凡的启蒙人士所从事的文字工作，就是要让民众对西方的想象正面化——民主、自由谁不喜欢？那些自诩启蒙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文化大加批判的时候，总是喜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立足点，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相对比，就仿佛西方没有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贬到一文不值，却闭口不谈在基督教会压迫之下鲜有进化的中世纪乃至更早的西方传统文化。为什么我们在批评中国传统的时候，有人说中国传统就是专制，就只是玻璃监狱，却鲜有人将西方的专制历史拿出来对比，不但好像西方没有传统，生而就是先进的，更像是西方生而就民主而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专制阶段。
门德尔松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与文化相联系，就像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知识与伦理相联系，批评与艺术鉴别力相联系。就其本身客观上加以看待，他们都处于最密切的联系之中，即使主观上它们经常是相分离的。”“人作为人并不需要文化，但是需要启蒙。……关系到人作为人的启蒙是普遍的，没有地位上的区分，人作为公民的启蒙则随着地位和职责而变化”。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谓的启蒙是什么？我相信肯定不止于他们口中的类似西方的启蒙运动中的民主、人权、科学一类的启蒙，也不像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倡的要让民众脱离不成熟的状态，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他们的要教给民众的一定还有屈膝、跪舔、SM的思想，否则为什么他们都愿意以瞎编乱造的西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现象来让中国人反思呢。
比如有人就说“日本真正的崛起是从干掉‘爱国贼’开始的，他们的法律有明文规定，在大众活动和庆典上不能随意唱国歌升国旗的。”现在大众是随便一搜就能搜到，即便搜不到，我想大家都应该看奥运会，如果日本人赢了，难道他们会让赛事组织方不放日本国歌，不升日本国旗？
我们承认有些人的爱国行为很激进，言论很令人反感，但是将所有谈论爱国的人都打成“贼”，就完全是在以偏概全打倒一大片，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瓦解国人的爱国情怀，然后让大家对本国产生厌恶，这样他们的西方爸爸就能组团进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自然而然就愿意对美西方屈膝跪地，俯首臣称，换言之，公知的所谓的启蒙的本质，不是为了要让人们对权力和自由有多么大的理解、认知和实践，而是为了让人们去跪舔西方，并彻底扬弃中华文化，自甘成为西方人的附庸。
否则诚如大家所愿的自由、民主、进步，分明我们都做到了，我们让全国人民都脱离了极度贫困，让大多数人都过上了好日子，经济发展达到了世界第二，这离我们被西方超越也不过才百余年的时间，我们都做到这般地步了，为何仍然有人要对我们进行这种崇洋媚外式的启蒙呢？
是觉得中国不发生枪击案，所以不够自由？还是觉得中国没有发生因为选举的问题冲击政府机关，所以不够民主？亦或是因为觉得中国人大多数反对废除死刑，所以不够进步？我们相信知识分子都是比一般人更为专业，读书更多的人，否则不至于他们都能出版作品，哪怕受到质疑。
那满是民族、历史虚无主义的《丑陋的中国人》、充实着法西斯思想以及汉族虚无主义、大少数民族主义、地区分裂主义思想的《狼图腾》乃至更多的知名作品，为什么看上去像是要把中国人、汉人从地球上抹去一般，写出这样作品的人，知识水平很高么，我相信一般而已，但这一般的文化水平，依然能引起大卖，那只能说读者的接受度太高了，他们对于这些作品完全没有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的敏感性，这恰恰才是我们需要启蒙的东西——为自己文化中的精华而骄傲，为其糟粕而痛心。
要知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神——上帝的位置从重中之重扫进了边边角角，但是依然没有将其彻底摆脱，一神教的专制对欧洲文化的长期压迫促成了启蒙运动，但是当下中国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专制，那么启蒙人民，要让人们干什么呢，造反吗？是不是只要没有把执政者推翻，就算是启蒙失败呢？
我们看到一些人总喜欢把“奴性”二字加诸中国人的身上，中国人只要不反抗政府，就是奴性，但是我们今时今日看到一些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们跪舔西方人的时候，不免会感到错愕，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具有奴性的中国人么？
怕是找不到了。
在当今的互联网上，你依然能读到“历史的发展是以制度文明的发展作为评判标准的。”这般文字，当然我们相信他们都是福山的信徒，认为只要实现了资本主义化的自由、民主，历史就终结了，历史的发展就到头了，而像美国这样的制度文明就是最佳标准，所以不断有人说：“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放了几千年炮仗；中国产生了孔子，却在思想上形同枷锁，奴役到今天。”
他们真的读过历史吗，中国放了几千年的炮仗？要不要到兵器博物馆参观一下，看看宋元时期的火炮，明朝的火枪？中国产生了孔子，但是奴役人民了吗？就算奴役了，也早在清朝灭亡之际就站起身来了，他们一句“奴役到今天”，不知如何奴役的，有什么表征没有？
他们说：“与你生活相伴的汽车、火车、电灯、电话、电脑、哪怕厕所，竟然没有一个属于中华文明序列。”
试问这些东西都是美国发明的呢，还是说是不同西方国家发明的，那日本、印度也同样没有发明这些东西，中东国家也没有发明这些东西，怎么没见到你们说日本人、阿拉伯人是奴性人呢？反倒是很多知识分子言必称日本、韩国？那假设这都是中国发明的，你会劈头盖脸把一句“奴役到今天”送给欧洲、美国么？
所以，这些人言之凿凿地把他们的理论放在大众面前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道要让大众接受他们的思想，就必须要先让大众对其文字进行质疑这个基本的道理吗？他们整天喊着批判，却容不得别人批判他们，他们总说要启蒙别人，却从不关心自己是否有那资格去启蒙，那我只能说我们这个时代实在是过分宽容了，以至于任何价值观错乱的理论都能找到喜爱的读者，忠实的拥趸，实乃荒谬。
为此，我们当然需要问问——到底是谁需要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