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有多少人还在读柏杨、余秋雨中，我谈到了几个文化学者的问题，当然我只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谈谈，但是这个文化学者的问题，在当今文化界还是需要做一点解析的。
文化学者和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文化专家不同，文化学者一词往往是对这些人的一种综括，因为一个历史学家往往不只是在研究历史，历史的范围广泛，自然会涉及到文化部分，文化研究者、历史学家都可能因为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过一些谈论古代的文章而被戴上文化学者的帽子，事实上历史学家的专业性是决不允许他们在电视上胡说八道发表不负责言论的，尤其是很多历史研究，本质上都只是部分历史学家个人的观点和研究结论，而不能作为确凿的定论，所以正经的历史学家往往不需要在电视和报纸上频繁露面（不是不能出现，而是不能太多出现），从正经角度来说，历史上很多的所谓历史学家，或者历史研究者，比如一些野史的作家们，正经的身份应该是文学家和民俗文化研究者，而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
对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学者和文化专家还不同，所谓专家，当然是专一研究某一部分的专业人士，一些文化学者则比较全面，什么都可能研究，问题是文化学者的主要目的是不要研究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文化的价值、历史的真相。而是要通过历史和文化现象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所以人们对于文化学者的印象往往是，他们很博学，似乎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啥都能写出来，问题是他们所依据的内容，也不过是拾人牙慧，或者是拿一些人尽皆知的事来做自己的解读，甚至是极端地钻牛角地去解释各种历史文化。
市面上最常见的一些文化学者，我们都知道，是随着二十一世纪电视台播出的传统文化类节目而开始出现的，早年间有余秋雨、冯骥才，很多人都读过其《文化苦旅》一书，后来又有易中天、纪连海、于丹、王立群、钱文忠等等，这些人都是教师或者大中学校里面任教的，所以等于是把一些教师拉到电视台里去，录了很多期的《百家讲坛》给人们上了很多课，后来一些综艺类别的传统文化节目兴起，像什么高晓松、蒙曼、康震、郦波等人也纷纷上台，这个现象就让文化学者的含义似乎是更加宽泛了，我们可以说，文化学者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群掌握了舆论中针对大众宣传口的拥有一定文化发言权的所谓学者。
当然可能最多人的印象是一些名称为文化学者的人，往往会穿着中不中西不西的中山装、太极服甚至半透不透的麻布白上衣，外加留个胡子，女的穿个旗袍啥的，这使得一些练书法的也被冠上了文化学者的名号。更有甚者，有些穿着太极服，在各个平台不断抽打闪电五连鞭的老师傅们，也许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文化学者的出现，说明了这个社会中人们对自己文化的重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了解需求，本质上不是什么坏事，坏就坏在文化学者的文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重点就如我们之前说的，文化学者的学问杂而不精，很多问题都只会看到表面，相比于历史学家而言不可能多角度去了解历史，也不可能把真实的文化场中全部的内容都展现给受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学者们往往并不能从头到尾地并以宽和的态度去看待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以至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好的作品往往是引领时代进步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好的文化学者，也是如此，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文化方面的问题，不是自身的文化太少，而是太多，太复杂，复杂到其中夹杂着一些虚构、夸大的叙事故事和传说历史，导致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而文化学者编辑和创作的作品，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催化剂，催化和促进古代传统、近代传统与现实需求的有机结合，并让我们能够从自身的需求出发，继承发扬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光明的未来，而不仅仅只是告诉我们古人怎么样生活就罢了。
但现在社会中有很多外部因素会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其中最大的两个因素是民众的喜好和经济价值，民众喜好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因素，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往往就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同时我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人和创作者，文化作品的服务对象就是人民大众，有这个需求，意味着民众的精神文化是不断需要新的产品来丰富的，这不但是为了要给民众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文化环境，更是为了满足基于统治需要的文化认同的追求。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文化学者们不断创作基于自己复杂但浅薄认知的作品，但在民众自己掌握了创作工具之后，人民群众真正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而影响力更大，这充分说明在过去，不管文化学者们如何认识，他们的产品之所以卖的好有市场，并不是因为真正在市场上经过了检验，而正是凸显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文化贫乏的现状，正因为文化市场处于一个贫乏且枯燥无味的情况，文化学者才会在特定时期内算得上是种种清流，但是当文化学者越来越多以后，人们也会产生厌倦，人们更不愿意不断地受人说教，这样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出现，反而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看到他们。
在互联网和手机发展出现之前，人们收集和掌握各方面信息的基本手段，也无非是报纸、书籍、收音机、电视机等等，在此基础上，很多人都无法真正去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这导致了现实中各种离奇的故事传播地甚为广泛，一些早期的文化学者的作品，比如柏杨，往往会赢得广大的受众群，时至今日，当人们越来越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之后，文化学者的产品反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累赘，因为这些作品中，除了往往会有很大的说教意味外，更有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厌恶和否定的意味，比如柏杨的作品，其在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免不了要抬一抬西方人，而其他文化学者吧，比如我写写历史，我肯定也会把历史上某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拿来说教，要么说我们要如何，我们应该如何——这是顺应了某些时代的需要，所以民众愿意学习经验教训。
文化学者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自己所了解的所谓文化知识来为大众指明出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学者需要迎合大众的认知，比如人们认为古人的社会阶级很严格，这些文化学者的文化产品比如著作中就有很多文章会专门举一些例子来满足大众对这方面的认知，从而塑造一种阶级之间的差异，导致人们形成某种特定的固有概念，认为某些颜色或者某些物品不能给普通人使用，比如说黄色，肯定只有皇帝能用，普通人用不起或者不该用。
比如说黄金饰品陪葬的情况，但凡是个搞文化节目的，都说普通人用不起如何如何，这就导致现代社会我们根本不能全面地，完全的去了解历史，而是在不断地固化，歪曲真实的历史与文化，甚至完全不真实的历史条件下去认知我们的自身文化传统，导致我们陷于全面的文化自戕和思想自残，妄自菲薄，在此基础上，我们如何能做到“推动历史的前进”？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举例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熊培云为了竖起大拇哥夸法国人，虚构了一个二战时期的巴黎卖花女的故事，很多人信以为真，真的认为法国人是凭此精神得了一个战争的胜利。
不得不说，虚构是文化学者的最大的本事，根本原因是很多文化学者都是作家出身，他们写作的时候，文字优美和故事性的结合是第一位的，故事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往往不是这些人的考虑对象，也就是说，就算故事是虚构的，只要他们想说什么，就完全可以拿来用，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故事，但也正由于这些人把故事写的好像极其优美，反而显得真实——用大多数人都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描述一段并不存在的故事，这就让人们更容易接受。
基于大多数人的心理因素，人们都愿意看到的事情，往往是拥有美好结局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必然是有所曲折的，但只要是一个符合大众心理预期的故事，就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去查证故事的真伪——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不想去破坏一段佳话，这些人的未来发展之路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长，两者之间实际上更像是互相成全的过程，文化学者们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反而更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非是一个历史的推动者，或者一个促进历史进步的人，人们扰攘着说要听故事，当然就有人会讲给他们听。
比如在云南师范大学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余秋雨做客西南联大论坛时时任校长杨林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普通人的眼光去评判，余先生对历史中的人物、遗迹、事件等碎片上，赋以质感、弹性、美感和理想化、完美化、圆润化，表达了对文明，历史和人物的崇敬、景仰、哀婉。这种情怀事实上无须用所谓的学术观点去解释和论证，更不必以似是而非的“数学方式”去测量和计量。文学作品只有表达出对文化思考的自由，才能释放出文化的创造力，才能启迪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行。
其实这段话已经充分说明了，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是如何理解文化学者及其作品的，只是这话中所言“无须用所谓的学术观点去解释和论证，更不必以似是而非的‘数学方式’去测量和计量”实在是说出了文化学者们的心声，在这个问题上，等于是默认了以余为例的一干文化学者，实际上使用了并不严谨的态度去形塑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碎片和文化遗迹，在此基础上，余秋雨“感慨于北魏孝文帝积极学习外来文化，使原有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回顾宋元时期绘画、戏剧、元青花等艺术的强盛与发展；哀叹于明清时期文化专制以及文化恐怖主义……”，这我们怎么能不一步步跌入余氏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思想陷阱呢？
历史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连贯和连续，而是真实，如果一个文化学者对文化的思考，是基于虚构的故事和不靠谱的传说，这种思考的出来的结论还具有价值吗，所谓文学作品表达的思考自由，无非是一篇篇充满无知和虚妄的自负的不断累积罢了，人们说量变引发质变，当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可不是就层出不穷那些所谓殖人来了么？
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总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的本来目的就是用以教化，让人们接受故事所要传达的观点，或者让人们抵制故事所展现出来的异常现象，所以我们要对外国人宣传，让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而不是如实的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真实状态，讲故事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能集中大多数人的同情，而真实展示则不然了，如果让读者有了自己的思考力，那么文化学者想要向大众灌输思想的目的，就不能顺利，所以要对那些企图用学术的严谨精神去论证和思索我们的文化的人，要大力输出，陟罚臧否本不可异同，但是人家不允许，故而说真话反而不是好事，同样在对外角度，如只是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好与坏都让人知晓，人家肯定不会都认为你是好的，但你要是会讲故事，自然得到的大多会是好的反馈。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文化学者存在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经济，要知道虽然是文化学者，但也是一个人，生活和大众没有多少差别，要靠钱来生存，这肯定是需要经济支撑的，这是背后一个重要的也是不得不重视的因素，文化学者大多数都是文科研究者，他们需要阅读文章、书籍和资料档案，这些活动不像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其他工作，本身往往不具有经济价值，要知道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化、文科研究者，本身是因为有钱，比如家庭富裕，不用到处奔波，这才支撑起他们不受外界其他因素干扰的研究——这个情况现代大多数文化学者实际上办不到，在一个经济发展至上的社会中，频繁上电视或者说走穴出席各个活动，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前提下，与其花费时间力气去考证一个历史和故事的真实，倒不如自己直接创造一个故事，甚至直接把前人已经经久不衰的故事拿来用一用。
这使得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具有思想性的专著，实际上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内容重复，这些人的解读往往也是类似的，重复出版的书籍，这也不啻为一种对生态资源的浪费。这导致了我们必须在一个时间段内被不断重复的内容教训到不断对自己文化产生各种情节，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反思的目的上，诚然，反思历史和过去我们所有的作为，能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知，而不是被盲目与自大冲昏了头，可是按理说，要让人承认错误的前提得是这个错误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不仅仅是臆想。
决定文化学者收入的，并非是他们出版的作品能卖多少，而是他们的工资以及走穴收入，很多文化学者，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一个是高中，一个是大学，出版作品现在并不能够使一个人成名，反而是混个脸熟能给人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在此基础上，越是在电视和手机上露面，这些人的收入就越有保障，因此为了要获得更多这样的机会，反而越使得胡说八道更有意义，因此虚构，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万金油。
前面如余秋雨所言，很多人都会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过很多的重大转折，这些转折，不是中国历史本身的故障，而是因为被拿来与西方相比，比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国有阳明学大肆传扬，社会早就和人们传统认知中的社会完全不同了，像一些电视剧中所谓展现的情况，官员贪腐百姓民不聊生，不可避免，问题是整个国家并不全然如此，但是电视剧的宣传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美化一般人印象中不完美的古代社会，而岂知此时，中国社会甚至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
甚至一直在满清入关前，中国社会还算能和西方世界保持一定的交流，以至于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很多中国人甚至王公贵胄都纷纷受洗入教，晚明时期甚至还有佛教与基督教（天主教）公开辩论之事，这些事，那些文化学者岂会知道，即便知道他们也会一笔带过，完全只当是历史的边角料就此浪费了吧，所以像余秋雨这些人，完全就把某个朝代完全打上一个标签完事，那么是否后人直接把历史上某一时期的苛酷，当成是历史的全部呢？
那些否决中国文化的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多少的历史学家，在刘知几和章学诚等人论著史学的标准和意义之前，有多少真正的历史学家？就是编著正史的历史编撰者，也多半只是从文起家，历代野史汗牛充栋，谁能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文化人写的？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反而更能见到很多违背常理的双标逻辑，比如王世贞、赵翼两人，王世贞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野史做出过自己的批评，自己却又是野史作者，赵翼更是大名鼎鼎，愣是把明太祖整出一个文字狱来，结果呢，自己反对引用野史，他却又是一个野史大家，这大概就是文化学者的矛盾，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矛盾。
文化学者们批评自以为是的历史，这确实在他们自己治学不严甚至根本不治学的角度，那么这些人的作品反而不应该以文化、历史冠以标签，更应叫做野史、野文化、野小说、野书……
中国的历史本来是多如牛毛，就算专门研究一朝一代历史，一个学者短短数十年，也未必能读完当时人们的文章和典章，这些东西都无法彻底研究完毕，何以谈论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如实书写的历史作品呢？
我们总是说，历史是面镜子，如果镜子本身是虚构的，我们何以能正己之衣冠呢，要知道，文化学者有的是，历史学家却很少见，很多历史学家甚至也流里流气，有很多也是学术不专，治学不严，难以做到对历史怀有敬畏之心，在这个态度下，历史本就失真的情况何时可以改变？
我们在现实中总是被教育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问题就是，谁都无法做到绝对，实事求是是难以全面的，历史就很难，所以非常有必要对专业的历史学家予以更多关注，而不仅仅是偶尔瞥一眼什么苦旅，什么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