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么？
萨特有一句名言，称“他者即地狱”，对很多人来说，虽然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属性的集体，但是个人生活在其中，很多人都会表现出对这种集体生活的反叛，甚至对大多数人类而言，在集体之中创造一个私密并且孤立的环境，往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私有制的发展。
在人类的私有权利逐渐发展之后，我们越来越重视隐私，这是当今社会发达国家工业化产品的重要特征，因为在人类脱离了野蛮的狩猎生活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农业生活之后，我们需要用金钱和信用来购买生存必需品，甚至是一些满足私欲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在此之上的个人权利也开始和集体利益争夺天下，人类的自由、民主和思想的延续性，发展性开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最近，莫言先生又惹上了一身骚，主要是某些人对其作品有很大的反感，我们作为外在人士，实在是没有权利插手这些纷争，不过这背后体现出来最少两个问题：
第一，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我们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认知是否允许我们支持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实现。
第二，是我们作为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国家的人，是否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不会受到质疑和批判，不会被人挑刺的东西？甚至是不能。
中国人向来是很大度的，但是我们又很自负，对于自己的文化，我们的很多人都认为是一种影响到自身发展的东西，另一部分也是很多人，却持有相反的意见，两者是对立的，也是极端的，因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话语中，往往是不会允许存在中立派的，人们往往就说：
XX 不彻底，就是彻底不 XX。
所以要在中国充当一个理性主义者，往往很困难，如果你是“神神”，你会被人骂，你就是司马南之流的讨伐对象，如果你是“兔兔”你同样会被人骂，就是民逗派或者说比如柏杨、熊培云等文人会骂几句，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巴掌拍你脸，如果你是“神兔一体”的中间派，那么你就等于是把两片巴掌都拿出去给人打，实在是不讨好。
因此，受争议的往往不是什么司马南，而恰是胡锡进，而关于病态社会，人们会如何理解呢？
我们所谓的社会，在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之前，永远是有问题的，不管进入多么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思想的碰撞、交流是重要的，人们需要开明的政治环境，以达到一个精神自由的状态，否则，如某些国家，名为自由，实际上思想大受约束，只准如何，而不许如何，此等种种，便是一种病态，每当我们社会中出现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自然会有很多批评，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当我们把批评当饭吃，而不是去针对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存在的某些错误去进行解读和反思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毫无存在意义的东西。
比如当有人尝试去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去考虑特殊时代中受害者们的心情，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观念有什么问题，说到底人的解放是什么？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固然有一个集体的共同价值观，然而集体终究是宏观且不可触碰的高调的，个人往往容易被忽视，集体所集聚的利益，如果换过来说，就是给所有人都提供一样的利益，集体利益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不是冲突的，集体是个人的集合，个人又是集体的分派，但这两者不仅仅是二元关系，就像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样。
自由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权和专门的发明，人的自由和民主，是人基于自身的需求所构建的，当人需要一个类似政府的组织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时候，人的自由就会逐渐损失，当人们意识到随着政府的夸张和权力的延伸，自己的自由程度越来越低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反抗这种状态，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从历史中重构一种自由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或者说没有任何边界的，因为人们会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因素，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包括任何寄生于社会主义社会场景中的资本主义自由，本质上不是真正的自由。
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想要的是：
“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576页
这个自由和当今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有什么区别？
这个自由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是建立在一种高级的现实基础，也就是一个人不需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的自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自由，那么在此基础上，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共产主义的理念去践行自由，是否有错呢？
起码是有一定的概率会被认为不恰当，因为这个时代远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连社会主义都只是初级阶段，这个参杂着复杂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的时代，必然无法容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自由，所以针对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的答案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者想要自由，但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影响着我们自我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与这种自由观念完全不能容——是的，研究者应该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文化造成的冲击，远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殖民和剥削影响要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所以每当我们的学者发表批评自己文化的文章时，必然会有人站出来诘难，当然不是理论上的，而更像是一种骂街式的网暴，人们忌讳谈论民主，更忌讳自由。
现实是，人人都说莫谈国是，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人都不可能不谈国是，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
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中，如何可能当家做主的人不关心家庭大事，反而全都交给管家呢？理论上，不管是批评也好，建言也好，管家都是没有理由反驳主人的，在此基础上，如莫言等人哪怕写得再差，也没有理由会受到任何来自管理者而非主人的价值观制裁。但人的自由，越是被强调，反而越是说明这个社会不自由，我们屡屡强调文化自信，这不是空谈。
历史上的中国有多么风光，现在的人就有多迂腐，人们的眼光和思想永远都停留在过去的风光时代，而不知现代甚至未来，所以复兴、自信越是被提起，越是有必要对这些东西进行概念的重新梳理。人们说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礼教森严，可是如果不是真的研究历史，如何能得出这种结论呢？
同性恋、人妖恋、人鬼情等等，何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重要特征，且不说上古时代的同性恋，就是明清近代社会，娈童这种事也不妨碍文化人成为文化人，还胆敢把这些爱好写入著作，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自信难道会回到这个状态中去么？
今天的人或许连古人都不如，说现代人开放，古人何尝不曾开放过，然而在很多人眼里，不管什么大家大户，都是等级严格，官大一级压死人似的，仿佛古代那种僭越、平民用奢侈品都是虚构的传说故事，如此下去，越是强调古代社会的封建、压迫，越有理由提出对古代社会的政治反抗，然而矛盾的是，我们反而要去树立一种源于这个压迫、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自信。
古代社会，有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因言获罪，事实上我想写一点更复杂的问题，即禁书政策，不过并非是专门主题，所以可能言不及义，古代因言获罪的大都是文人，且不说远的，就是满清康乾时期，文字狱最起码是一年一次，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发展到几乎一年两次，受此文化钳制之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我们是去了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古代社会才具有被反对的意义，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环境，同样的态度，整个社会何以拥有那“真正的自由”呢？
所以有时候我会感到整个社会的矛盾，这矛盾使得一个社会变得荒诞，贪腐横行的培养皿，竟然也培养了一批人去批评古代社会中的贪腐，严格禁止人们自由说话的人们，却大言不惭哀叹古代皇权对文人集团的戕害，如果大家都是病人，那么好人在哪里，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