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长江算不算是一条南北分界线，不过我长期生活在长江以南，经常能听到迥异于北方方言的南方话，包括但不限于沙地话、吴语以及一些粤语、闽南语，南北方差异是显著的，能听懂普通话的人，多半也能听懂北方话，但是能听懂南方方言的人，往往只局限于一小部份，在上海，就有一个骂人的话，如果经常看本土喜剧，也能看到人们偶尔会说，这就是今天的题目。

从小到大，各种宣传标语总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今天的社会按照我们的历史理论的解释，已经是一个新社会了，对于传统的封建的、教条的东西都该是彻底摒弃或者说改造过的，但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东西还是，并且以后可能依然都能在封建帝制时代找到各种影子。举例说，当我们看到各种官方宣传大众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政策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会想到，乞丐皇帝朱元璋给老百姓定制的“教民榜文”？难道我们不会想到明代祖制——1 月份和 12 月之外，几乎每个月都要从紫禁城传出一道皇帝口吻下达的谕旨，教育民众要勤恳务农，和谐生活，防范盗贼，勤俭节约？—

今天和历史的相似性，是我们不管处于什么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达到社会安定，这种社会安定，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越有可能趋向稳定，这是基于利益相关方的诸多考虑而达到的一种效果，另一方面是要让大众对安定和谐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故而教化始终还是占有重要位置。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历史上皇帝教化民众，要和谐生活，安心务农经商，防范盗贼，甚至还要设置赏善罚恶的标准，由乡里老人们敦促民众积极从事生产，现代社会就派出各种网格员、社会工作者去从事类似工作，在一个共同目标，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下，这恐怕是不能免的一种现象。

当然，人民要服从这些劝说，最根本的是要让他们不能反对，也就是如某个专家说的要“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在封建社会我们也许认为人们是够心态平和了，所以对于这些要求可以做到服从，因为最根本的目的，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嘛，可是对于新社会、新时代的人民而言，该怎么理解呢，要知道，新中国的人民早就不是旧社会低三下四的奴才，而成了国家的主人，既然如此，谁能有权力让国家的主人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去听自己的话？

也许是因为主人太多了，这个房子装不下，所以他们的价值就小了，想想看现在社会中的情况，人的价值是什么？从低端人口，到红利，到人矿，到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听话的生产机器……我们会认识到，很多问题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对于自己的存在固然重视，但却很矛盾，因为我们会认为自由自己才是最值得存在的，而他人就是该漠不关心，又或者事不到自己身边，便无可关心，立身执政或者对社会调节的角度，谁都是可以成为牺牲者的，和平时期我们受制于建设，战争时期，听命于号召，但长时间的和平必然淡化我们对于人作为生命的价值思考，这导致我们对战争似乎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你正巧生活在抗战时期，大概会看到许多报刊杂志上对日本的报道，多半会以“xx”代之，比如说日本、日军、日人，要么都是用“xx”表示，要么就说“x军”、“x人”，舆论对此无可奈何。民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因为战争的关系，生命往往很渺小，尤其是在军阀混乱以及面对日本战争机器的时候，人的牺牲往往都是数字，死了多少，伤了多少，看多了便会麻木，但是有一种情况，却引起诸多议论。

1936 年春，天津海河陆续发现超过百具浮尸，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很常见，因为在这个时期对于毒品以及成瘾性药物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所以经常有一种被称为红丸客的药物上瘾者，这种红丸类似于今天的使用麻黄碱成分制作的药物，如果不当服用会造成上瘾，基于这个背景，大概是为了要息事宁人，所以天津当局把这些浮尸都认定为是这些红丸客跳海自尽，但就在 1937 年三月开始，这一批氽江浮尸又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在了海河上，但是这批浮尸与旧年的那一批似乎有所不同，他们从红丸客被换为了“白面犯”，这些人的特征，多半都是青壮年，即所谓“壮丁”，并且身体上有很多伤痕，由于几乎天天都有几具浮尸出现，当局也不得不重视，开始悬赏调查。

当然为了敷衍了事，某租借（日），就把大批吸白面的和乞丐都解送到了警方，暗示这些浮尸就来自这批人，但是这依然不能叫大众信服，后终于在某地逮到几个移送尸体的，经过审问才知道，从 1936 年冬天开始，已经陆续把 八十多具尸体投入海河，其中除了吸毒者之外，还有很多苦力，而尸体上的伤痕，则是“竹蒿上之铁钉插入肛门或碰撞所致¹”。后来又发现了一些尸体，许多人猜测这些尸体的来源，就是吸毒者和苦力的来源，日租借正好在海河边上，因此有人便认为这些人就是受日方迫害的中国劳工群体。

无奈的是，这种事往往没有真正明确的结果，而浮尸问题却时常出现，在战乱时代，这或许是无可避免，在和平时代，人的价值不被认可，就连对浮尸问题的调查，也敷敷衍衍，红丸客、白面犯会跳海自杀，甚至是大量跳海自杀，抑或是某些人真的认为这些人的存在毫无意义？或许是有人不听自己的教化而去从事不该从事的行当，进而导致身死神灭，也是该他？

人作为一个有自主认知的生物，甚至是高级生物，竟然对于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思考，意识不到时代的相似性，以至于一群本当服务于人的办事者，竟然敢说，如何叫他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大概是真的有很多人会认为，服从命令，是民之本，以至于后来就有一家报刊发表批评说：

记得今天的执政者，似乎曾经不只一次地向人民宣称：他们从来就是主张“民主”的，自他们开始执政之日起，始终就在追逐着“民主”。但是今天真正要起民主的人士，却成为“民”之“主”所治下的“浮尸”。

《文艺新闻》1946 年第 7 期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统编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录了一篇题为《人应当坚持正义》的柏拉图与格黎东对话，其中的题目并不是柏拉图的原题，而是这本教科书的编写者加的，我相信这就是这个编著者的意图，告诉学生们要坚持正义，在这个文章中，柏拉图和格黎东经过探讨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如此看来，孔子所谓以直报怨、何以报德之说，恐怕又面临一种挑战，譬如茶馆中那句“我爱大清国……”，没有一段关系是绝对的，要想让别人服从，想当然就会认为你得拿出让人服从的依据，而不仅仅是靠某些强制力，当然如果你拿着枪，就算要人们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去死，就算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惊雷”，其不过是一时水源污染，满眼氽江浮尸罢。

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