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察宇宙能看到外星人吗？

看不到。

因为即便在某个外星球上有外星人，因为时间、光速等关系，我们所看到的外星球，可是它数亿年前的样子，若是它在那之后演化出了外星人，我们可能也得登上一定时间才能有收获。而迄今为止，人类最现金的望远镜，似乎也暂时只能安置在地球上，而被发射到宇宙中的那些，迄今为止还在太阳系徘徊，甚至毁灭。

但是宇宙里面没有外星人吗？

我依然认为没有。

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话，可能不像一般人那样痛快，可以高调的宣称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发生过，即便我们知道它没有发生过，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还是要为了保持严谨性、公正、客观等立场和研究态度，而不得不，必须要说，不能全盘否定这件事发生过——所以我如果要更客观地陈述我的观点，我会说：

尽管我们通过各种研究能发现，宇宙中存在外星人的可能性极其低，低到不可被形容，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盘否定存在外星人。

一个历史结论往往也是如此，比如我们揭露有关朱元璋的文字狱的野史，大多是胡说八道和编造抹黑，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往往会说，不排除、不能全盘否定，有因为文字杀人的事情——这当然是一种严谨性，但是这种严谨性，反而可能促使那些造谣者钻空子，你或许也听说过我之前有引用一种西方人的逻辑：

XX 不彻底，就是彻底不 XX。

在这种情况下，说朱元璋完全没有搞文字狱，似乎就是在说，他完全是在搞文字狱，不过这样就打击一大片了，历代君王没有因言杀人的算是少数——即便是宋吹，在遇到这个逻辑时，似乎也无法挺直腰板了，不能全盘否定么，但是反过来说，要让文字狱成为一种体系，必须证明其作用对象是大量的群体，并且涉及到连坐制度，这一点反倒是满清文字狱条条吻合，结果反倒是满清皇帝成了明君圣主，这样看来，这种历史的严谨性，反而可能促使历史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

我们可能会想到，要编造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因此伪造一本古籍或者文献资料是很费事的，但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多么费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能够写字的人并不多，因此大多数人对于历史故事，或者说对于当时人而言的故事，都需要借助口头传播，即一些传说故事，但是这些传说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歪曲或者刻意添油加醋，普通人听多了可能觉得就当一个乐子，但是对一些读书人，尤其是善于写写画画的人而言，把这些传说故事拿过来加工一下编纂成书，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传说的底本——一种纸质文献上的证据。这样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少功夫，严格说来，一些早已有之的所谓传说，只需要简单拿来，就是极好的素材，但是自然会产生两类群体，即极端迷信与坚决反对者，这是历史研究中不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即考据学的壮大虽然是文化桎梏催逼而生，却不得不承认之是历史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切基于虚假和伪造的信息，是断然不能从中找出有效的借鉴意义的。

我们过去说野史，其实野史也分私人记录和一些添油加醋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把小说当做野史，可见古代史被误解成了什么样子，尤其是为了迎合一些大众的观念而编写的故事，甚至是学术研究材料，本身都具有极大的刻板印象，如果你仔细观察明清历史资料的出版单位以及作者的家乡所在，大概就知道一二，东北尤其是辽宁地方的出版社和研究者，颇喜欢研究明清历史，在清史编纂工作中出力不少，我之前说过的李治亭算是其一，这些人大概也是免不了受不能全盘否定之说的影响，当然迎合着某些官方的意识形态，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吹捧满清而贬低大明——其实他们手段不需要多么卑劣，只需要借用信息差即可，有时候不用刻意陈述自己的偏好，只需要摆出一些经过编排的数据即可，当然了现实中的争斗可能没那么麻烦——因为他们的影响对象首先都是普罗大众。

近些年来，随着汉服运动的兴起——我之前也略有述及——部分汉服已经借助着年轻人和洋人的喜爱而成功穿越到了媒体上，但是像一些古老城市，比如北京，仅仅因为最后一朝代依然是满清，且其为首都，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乎即便汉服运动再怎么兴盛，北京始终都会满眼都是女真人服饰——说其丑陋倒也不尽然，唯其文化意义重大，甚至让一些外国人误认为旗袍马褂唐装就是所谓的汉服——这不但满足了越南、韩国他们对中国的极尽嘲讽之能事，更是让他们夺取了明制甚至更早时代汉服的话语权——如李子柒这样影响力巨大的自媒体机构，一旦把满服宣传为中国传统服饰——似乎这一切都说得过去了——而即便汉服能上电视，也不允许纯粹的汉服出现，反而伴随着胡服加入，形成了不伦不类的所谓“新汉服”，不但授人以柄，而且自欺欺人——历史的真正价值，被紧紧抓在“正确”的话语之手。

事实上，如果我们问一个哲学家，关于“我们”是谁，是否有答案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人的理论，但是最终还是说，没有一个定论，却似乎每个都有道理，结果是哲学理论必须要预设一个前提，即任何问题的答案最终都不会有什么终极答案——它不像自然科学，因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思想以及见识去补充理解上一代回答的不足，那么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我是谁的回答，是不存在的，过去有人认为民族这个东西，完全属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 50 年代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也存在着部分和稀泥以及混乱的场面，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民族的民族风俗和习惯，甚至外貌都和汉人很相似——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必深究，总之就是你懂的，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知道自己有多么纯粹吗？过去我们总是听一些暴论，认为古代各地游牧野蛮民族入侵，对汉族来说是好事，是给所谓羊一样的汉人输入了狼血——类如姜戎等人所言，好似汉人就没有多么纯一般——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没有一个民族是可以做到使自己的血统完全没有一点异族姻缘，好似玻璃板、水晶砖一样，但是当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汉人的血统纯正性多高，甚至所谓的一些少数民族本身就是汉人的时候，必然会有人破防——而属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或许还有必要再次问问我们自己。

如果你翻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对于元代和清代的统治者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变化了，过去虽然我们也强调团结，但是我们还是批判异族统治阶级的，因为在曾经我们以为一个国家之中，比如帝国主义社会中，坏的往往都是统治阶级，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平民——以至于过去我们对日本产生了错误认知，以为日人对华不友善，似乎都是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老家伙们搞的事——后来却又反过来想了，于是即便是坏到透顶的异族统治者，它也被视为一种精神偶像而影响者一般异族群众，要想让异族群众不反对你，就必须要忽视和美化其恶劣行径——于是各路认贼作父的举动都出来了。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预设了一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终极的解答时，我们自己给自己其实设置了一种界限，因为如果不设立一个标准的回答的定式，必然有很多好的回答可以被视为终极回答，而最终被我们的预设所错过，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比如当我刚刚吃了一个苹果之后，要是我写在我的日记上，我吃了一个苹果，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真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没吃一个苹果，我就不会写在日记上，这也造成了一种可能，不，是多种可能性，人们可能会说，我没吃一个苹果，但是他们可能又会说，我没吃两个苹果，我没吃梨，我没吃香蕉，而且，有可能我们还能看到他们说：

不能全盘否定他那天吃了一个苹果。

历史就这样无趣，但是又如此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