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不知道该写点什么，人有些疲累困乏，干脆就写一写这些看似不明所以的东西。
历史上有一种人物，叫做拆白党，是旧社会一种顶数风流的骗子，用今天的一个词来说，其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当属小白脸，他们在社会上游手好闲，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精致的长相骗得一班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人财两尽，不过有意思的是，拆白党之从个人的行为而形成为一种论得上“党”者，实在是受害者太多——而这些人太过愚蠢。
当然，人可能不承认其愚蠢，我们也不宜将其视为愚蠢，但大众之中确实有一部分群体是短视、自私自利的，所以西方社会自古以来似乎就普遍不信任大众，试想，纳粹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众，故而一部分战后思想家也会批判大众极其文化构成，但是归根到底，大众是一个成功的群体，在一个混沌社会中，可以想象，拆白党的行为固然可恶，但却未必是非法的，所以一定是会有大量的游荡之人活得很滋润的。
我也是一个大众，因此不可能让我说一棒子打死我自己的所在，在我一系列，甚至所有的文章中我会谈到大众，我说大多数，我说大部分，一来二去，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那篇文章中的大多数，即便不是涉及到同一事件，概念，似乎也该覆盖到了所有人了，所以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批判所有人，而今后，也同样，包括我自己——因为大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一个可以被纠正，但是非常好用的概念，试想，谁能用切实的调查问卷来反映哪些人才是大众呢？这做不到，所以很好用，大多数人也并不就认为自己就是被文章所评判的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我看我是三四棒子打死所有人。
这一些大众，恰是拆白党们最喜欢的，想想看，虽然一个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高阶的知识，接触到高等教育，但是最终得到高等教育教化的，还只是少数，何况，即便是受了高等教育，也未必能解除大众心中的理智的价值的追求。宗教，是一个大的社会实验的验证器，试想，人从愚昧到开化，虽然掌握了很多知识，但在没有科学来解释世界的时候，宗教所提供的解释，最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大众需要合理的解释来消除对于大自然中未知世界的恐惧，中西都是一样。
在西方，宗教往往引发战争，在中国则没有这种冲突，但是严格来说也不能说在中国就没有宗教战争，而是他们往往藏在看不到的地方，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如果没有一种作为思想指导的工具，起义往往很难成功，所以从汉末以来，道教、佛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等等纷纷登场参与到农民起义活动中去——不论是否出于利益考虑，在这个情况下，很多王朝瞬间倾倒，又有很多王朝猝然耸起。于是就不免会有一些拆白党趁机作乱，从中获益，这个时候正是社会治安最不济的时候，尽管一些战乱时期的军阀有所谓道德标准，能真正约束自己的，不多。
这说明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依靠自身理性去认识世界，正因为如此，人往往没有一种固定的原则，而其唯一的原则就是自己能活下去，这与当代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似乎有些抵触，比如过去人们在面对外敌侵略时，反抗者往往只有处于一个国家体系中的上下基层工作者，而不是一般民众，在敌人没有成为自己的新的国家的统治者时，他们坚决反对，但是一旦新的国家统治者出现，他们又可能大力支持新的统治者——无论其是否是非我族类。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只要能够长期统治，并成功在本土留下一些文化遗迹的王朝，就必然是正统的，不管他们最初得到江山的手段是否正规。
那么我们似乎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我之前也多次提到，假设当年日本人侵华成功，并且占据了中国一段时间——就说是其在中国做了一个朝代，那么即便今天我们推翻了这个日本人侵华建立的朝代，日本这个朝代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因此现代社会有人反对“元清非中国”论，我觉得是没道理的，假设我们承认元清是“中国”而不是将其视为历史上中国的亡国时期，那么那个假设的日本，也该是中国，即日本是中国，中国是日本，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面对“大和族”同胞的民族融合的需要，而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接纳和“大和族”搞民族团结呢？
因为我们传统认为元清是中国，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认可“非中国”论，何况有人说它还是日本人说的，那么这里就必然有一个矛盾，你想想看，日本侵华从满清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日人在中国制造了多少起血案，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有多少可能还会出现在今天的历史教材中？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会不会也和满清初期对明代遗民以及所谓关内、全国各地的大众实施的屠杀一样，被淡化和一笔带过呢？这实际上是为拆白党进行合理化叙事做铺垫。我们为什么要和流氓团结？因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混沌的构成，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一个国家的组成形态，也不完全是安善良民，而是多数都处于一种不好不坏的状态，“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多么高尚，而是位于善恶之间，说你好，你可能有自己的双标的场景，说你坏，你的行为又够不上缺德、违法的情况。这样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汉奸史观”的错误认知。
汉奸为什么是汉奸？因为他们判断失误，而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假设汉奸最终投靠的人成功了，那么汉奸还能叫汉奸吗，最起码应该和“开清”功臣们有的一拼，所以汪精卫、殷汝耕等人的失败不是汪精卫和殷汝耕自己的失败，而是日本人的失败所产生的关联的后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体系中，无产阶级也并不全然是好的，毕竟流氓无产者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参加革命的最终目的也许就是睡地主老婆和女儿，难道说能把这些人剔除出无产阶级吗？这不是依据人的道德水平来分的，而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所区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好人是人，坏人也是人，好人得到的东西，和坏人得到的东西甚至完全不可比，那么谁还甘愿做纯粹的好人——不好不坏是必然，出几个甚至大量出现拆白党，也就不足为奇了。
毕竟谁不是在白相呢。谁来到人间不是白相呢，如果一个人平时被工作所累，要让其去思考有意义，而和合乎逻辑的人类社会的思想，恐怕做不到，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娱乐致死，人出了工作，为了要排挤无聊和放松身心，必然会想到进入灯红酒绿的场景中，去吃喝嫖赌，白相的。人不是没有犯罪的欲望，而是犯罪的行为不被接受，因此说人人都是安善良民，显然太过高估人的道德水平了。所以拆白党就来了，他们虽然被视为流氓无赖，但是谁不羡慕其得到的好处与对欲望的满足，大多数人是生活在道德教化之下，反而不是因为真的服从道德，是服膺于对道德的遵守的一种被动，道德是约束人行为的规范而不是消灭人欲望的灭火器。
因此，你绝不可能在一个他者的嘴里得到关于某些社会事务的真实评价，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所产生的世界观，和道德观，都是教育与教化的反应，即这些东西都不是由我们自身所思想和感悟出来的，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不管再怎么自由，都有一些社会公共道德需要遵守，这些公共性的道德，恐怕不能是依靠个人自己通过感性认知自己感悟出来的，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教育，通过教育灌输给大众一种被公认为正确的道德和价值观，但是这种公共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是不能做到处处甄别到位的。
然而你也可能要面对一种风险，很经典的是，在中国，尤其是新中国前几十年和后几十年，之所以有一个不互相否定的要求，并不仅仅因为制度的原因，更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即新中国早期阶段是批判满清的，而后几十年却又出于某些需要是为满清辩护的，于是如果你是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并且经历过两个时代，你就不得不面对自己历史理论的前后否定，人在这种环境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大众，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社会也好，集体也好，各种概念的集合体本身并不是集合体中的任何一部分，而只是反应了所有集合体中个体的共同表征，大众的道德水平是具有极高崇高属性和价值判断力的，公众道德如果是集体的，那么公众道德就是高尚的，且不可动摇的，公众如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道德或许就不是必要且具有价值的了，这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即人受到一个社会道德约束，但是人本身却又可以打破这种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自己却不会有任何被破坏的行迹。
但是这又是一种霸道的现实，他提供了一种基于公共的，理论的不可破坏性，即不管社会再怎么卑污，我们将人所犯下道德的劣迹都归罪于社会，是逃避且不负责的行为，这就好比虽然道德的共同基准源于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共同的道德碎片，但是不管多少人在破坏这种道德，都不能视为整体的道德水准的破碎，于是理论本身就有一个特性，只需要说他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不可被打败的，不可被证伪的。道德同是如此，于是对拆白党而言，反倒是所谓的受害者，相对而言更加有错。
任何一个，当然我可能是绝对化了，都可能对于拆白党的行为感到厌恶，可是，当你自己是拆白党时，你会讨厌自己吗，恐怕你还会愿意自己的对象多一些才好，在一些宣扬废除死刑的文章下，往往有一些“废死之后杀你全家”的言论，这似乎也反应了一些问题，我之前说过，人实际上有很强烈的原始欲望，这些原始欲望并没有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被彻底消灭，只是他们被我们不断衍生与发展的道德观和社会的规范所打压，他就像一个魔王，普通人如果不是通过封印，是怎么也不能让其沉寂的。
因此拆白党永远不可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