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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瑞士,
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
引发媒体和公众激烈讨论。
它形似小型太空舱,能搬到任何地方,
人躺进去关上舱门,
回答一系列评估问题,
按下按钮,
氧气就会在30秒内骤降为0,
无需他人协助,5分钟内无痛死去。
未来这个设备还可实现3D打印,
只要一个软件,
2023年6月,安乐死舱(sarco)正在做最后测试(右一为设计者之一Philip Nitschke博士)
它的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
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协助他人安乐死的医生,
1997年,
他创办了协助安乐死的公益机构,
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实践,
目前世界范围内,
安乐死仍然面临巨大争议,
只在荷兰、瑞士、比利时等
少数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合法化。
我们专访了Philip Nitschke,
他如何理解死亡?
安乐死舱的研发进行到了哪一步,
自述:Philip Nitschke
编辑:张雅兰
Philip Nitschke博士
我是世界上第一位协助病人自愿安乐死的医生。从1997年帮助第一个病人安乐死至今,快过去30年了。但关于安乐死的争议,从来没间断过。
即使到今天,实现安乐死合法的地方依然不多,只有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安乐死设置的条件很多,比如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自愿请求安乐死,而且要经过医生多次评估确认。
早期安乐死也都是用药物注射的方式,但大多数药物很难获得。即使找到了,普通人也很难将针头插入静脉。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安乐死始终需要人协助,而涉及他人协助,就很难避免伦理、法律问题。所以安乐死的程序一直很繁琐。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让人更自由地选择安乐死?
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安乐死舱(Sarco),很多人都在好奇围观
2017年,我们就设计完成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年6月,我们才开始做最后测试。
我关注了很多报道,发现欧洲的民众对安乐死舱很感兴趣,媒体的调查里,大概超过30%的人表达了支持。另外也有很多人反对,觉得这件事很恐怖。但这是安乐死一直面临的争议,我并不惊讶。
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安乐死舱(sarco)
安乐死舱外形像一个小型太空飞船。设备长度大概是成年人的身长。人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将它搬过去,躺进去关上舱门,回答一系列评估性的问题,按下里面的按钮。随后,整个胶囊舱里就会充满氮气,随着氮气越来越多,氧气含量会从20%快速下降。
刚开始,安乐死舱里的人不会有任何不舒适,慢慢地,可能有些头晕,类似“迷失方向”的感觉。等到氧气含量几乎降为0,人会迅速失去知觉,但整个过程里,人会感觉很放松。
除了伦理和法律问题外,我们还要考虑很多。因为安乐死一定要让人平和、无痛苦,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我们要做很多技术测试。
2019年,Philip Nitschke博士和参观者
在使用前,我们会反复确定对方的真实意志。要求当事人头脑清醒,精神正常。所以在使用安乐死舱之前,我们会做一个小测试,测试这个人是否心智健全。
目前我们会问3个问题。你是谁?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按下按钮会发生什么吗?所有的回答都会被录音。确保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
设计这3个问题,是因为瑞士法律规定,协助任何人安乐死,都要问这3个问题,而且要把整个过程录制下来。安乐死结束后,相关机构会来检查尸体,并且查看录像。
安乐死舱也不是固定的,它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搬运到任何地方,舱外也许就是高山、河流或者蓝天。我们还会研发3D打印功能,给想要使用的人一个软件,让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打印出来使用。这些都将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也考虑到了有些身体不能自主的病人,他们要协助被放进舱内,但是开关依然由他们自己控制。我们设计了语音控制系统,只要人还能说话,就可以用语音激活系统完成安乐死。所以,“能说话”,算是基础条件了。
1997 年,Philip Nitschke 在澳大利亚北部库拉林加的办公室。图片来源:Rohan Sullivan/美联社
我出生于教师家庭,1972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将近40岁才开始学医,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在医院工作时,亲眼见到很多生命垂危却对此无能为力的人。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出台了第一部安乐死合法的法律,当时大家普遍反对。
电影《深海长眠》,讲述一个全身瘫痪的人,在26年时间里,一直争取安乐死却始终无法获准的故事。
也是在1997年,当时的法律出台不久,我就帮助了第一个病人。他当时已是前列腺癌晚期。每次去病房看他,都能感受到那眼神里的无助。但治疗不曾间断,各种管子、仪器支撑着他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安乐死。
我非常支持他,但当时执行起来很困难。根据法律,我至少要得到其他4个医生的支持。我在医院里四处游说,被拒绝了很多次。
1996 年,Philip Nitschke 和他的安乐死输送系统: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装有注射器的盒子,该注射器通过静脉导管连接到患者并由压缩空气驱动。图片来源:美联社
当时,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简易的装置,病人按下一个按钮,药物会自动注射进去。虽然我可以直接用助推器把药推进他的静脉。但我还是希望病人能决定自己的死亡,就用了我设计的那个装置。
我还记得,那天他的妻子抱着他,机器一端连接着电脑,电脑上会显示:如果你按下这个按钮,你就会死。
他和妻子告别,然后按下按钮。就这样,我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之后的两年里,我在澳大利亚用这台设备帮助4个人完成了安乐死。现在这个设备收藏在伦敦的英国科学博物馆。
2021年,中国《人口学刊》发布了一项关于“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有55.2%的人赞成安乐死,有44.8%的人不赞同或保持中立,其中明确反对占7.1%
澳大利亚北部的安乐死法案仅仅持续了8个月,1997年3月又被推翻了。
那几年里,我依然能接触到很多想要安乐死的人。慢慢地,我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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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死亡医生》剧照,电影讲述了一个帮助绝症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他面临巨大压力但始终坚信,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最大程度救助病人,也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对死的渴望。
她是个大学教授,说自己4年后就会死,想知道哪里能获得安乐死药物,希望我能给些帮助和建议。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自己很健康,但再过4年,她就80岁了,她觉得80岁就应该寿终正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肯定是得了绝症。
后来我每次去珀斯,她都来找我,问我一些关于安乐死药品的问题。3年、2年、1年,就快要到她说的那个时间了。她一直穷追不舍地问,打算什么时候回答她当时提的问题。
我总是安抚她,我说你现在身体还挺好,怎么总想着要死?为什么不去坐游轮,不去旅行,或者写一本书呢?
她回我:“你为什么不管好你自己的事情?你没权利跟我说什么时候能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只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些关于药物的信息,不想听你的生死观。”
Philip受邀参加TED演讲,分享他对于安乐死的观念
我当时很震惊,这和当时大家对安乐死的认知都不一样。
那几年,也有很多夫妻来找我,他们其中一人病得很重,另一个健康,但也想和爱人同时死去。根据当时世界上已经通过的安乐死法案,这是不允许的。
直到我见到那个想80岁死去的女士,我才开始认真想这个问题。一个人身体健康但也想安乐死,为什么就不行呢?这位女士改变了我。
在她80岁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车里结束了生命。当时这件事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大家质疑,以前以为安乐死只能帮身患癌症的人死去,但我帮了一个没有生病的人,很多人觉得这样会让安乐死失控,引发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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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乐死的争议持续不断。困境和阻力主要来源于患者、家属、医生和社会。
普遍观点是,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人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病人的家人一方面不舍得亲人离世,另一方面,也可能无法承担繁重的照护压力。
医生群体觉得,他们有“救死扶伤”的义务,社会观念上,安乐死合法化也意味着自杀的合法化,在很多文化里,这都是很负面的。
Philip坚持开展关于安乐死的论坛和讲座
2014年2月,在一次安乐死论坛结束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想要得到安乐死的药物。我们当时聊了聊具体的情况,因为我还要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判断,没有当场提供关于安乐死的信息。
后来才知道,他涉嫌杀害了妻子,是警方的嫌疑人。几天之后,他自杀了。我也成了众矢之的,外界片面认为是我协助他自杀的,我的医生执照被吊销了。
我不认可这个“判决”,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后来也赢了官司。其实在推进安乐死的实践里,有很多麻烦都是不可知的。
围绕安乐死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或者医生都觉得他们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这就是正义的。但一旦决定权在别人自己手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2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这样。
1997年,我成立了一个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的组织,叫Exit International。现在,我们大概有25000个成员,他们都是7、80岁的老人。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了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也会为一些人提供安乐死的科普。
Philip和母亲在一起
4年前,我回到澳大利亚,在很多大城市举行安乐死相关的论坛,当时有很多70岁以上的人来参加。
他们想安乐死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觉得身体衰老了,生活变得困难;有些人觉得现在挺快乐,生命停止这个节点足矣;也有些人想自己选个好日子离开。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会越来越长寿,但很多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很低,他们也面临着想安乐死却无法实现的困境。
就比如我的母亲,她94岁的时候住进了疗养院。虽然没生病,但由于身体机能退化,她必须要人扶着才能四处活动,因为消化功能不好,只能吃一些流食。她以前喜欢户外运动,后来连洗澡都成问题。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说不想再这样活着了,她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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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大卫·古道尔找到我,说他想要安乐死。他在大学工作了一生,一直到100岁还在工作。到了104岁,虽然身体健康,但他想结束生命了。
但他在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除非是病危,否则无法安乐死。有人建议他装病,但他很坚持,“我没病,为什么要装?为什么要跑到世界其他地方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后来我们去了瑞士,他在那里注射药物死了。他向世界展示了瑞士这个体系的重要性。
在荷兰和比利时,目前精神病患者已经可以接受安乐死,比如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厌食症患者、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但在有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依然是禁止的。
电影《道别派对》:主人公为了帮助身边的人解脱,制造了一台安乐死机器,让想执行安乐死的人能按下按钮终结自己的生命。
我们也在研究安乐死的“痴呆困境”,患有痴呆症的人如何提前安排自己安乐死问题,如果他们精神错乱,如何行使自己决定死亡的权利?
所以我和团队正在设计一个可植入身体的死亡开关。比如有些老年人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在他们清醒的时候设置一个时间。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后某个时间死亡。
如果到了那个时间,他们确实失去了意识,体内的开关会自动开启,结束他们的生命,当然,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可以随时决定取消这个开关。
现在荷兰也在探讨一个法案,即面对75岁以上人群的“完整生命法”,如果你已经75岁以上,认为自己已经达成生命完整,想要提前结束生命,是可以申请药物的。
关于死亡,关于生命的终结,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我能参与其中,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支持自助安乐死吗?为什么?
原标题:《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引发激烈讨论》本文经授权转载,如需二次转载,请与原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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