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当代社会中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通过悲观的存在主义危机和意义治疗法的理念，探讨了人类在面对生命虚无感和苦难时的心理防御机制，呼吁人们应追寻生命意义，审视现代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和治疗方法，提倡个体应在面对现代社会挑战时保持乐观主义。
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大众常将抑郁症的病因归因为后天社会环境造成的情绪障碍和虚无主义，然而不快乐和抑郁没必然联系，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终局，也并非与抑郁症有必然联系，早些年还有人归因为5-HT（5-羟色胺）的缺乏，美国心理学会将抑郁症定义为“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疾病，会对人的感觉，思维方式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将抑郁、焦虑、不快乐的情绪视为“不正常”，这本来是人类固有的心理防御机制，却被权力机构和大众媒介污名化，进而造成更多神经官能症的不幸；社会存在对精神疾病的误解，认为精神疾病是和身体其他疾病一样是可以在人为干预下通过免疫系统“消除负面影响”，目前，精神疾病治疗方法仍然以抗精神病药为主。
要理解当代神经官能症的问题，首先从虚无主义说起。虚无主义使得人类感到世界没有存在的意义、目标、可理解的真相和本质价值，也可以看作是对权威、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选择性拒绝。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理性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用科学理念取代了宗教秩序，创造了理性化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多元价值的斗争中，人们用普遍怀疑的态度审视现有的价值，怀疑价值的本质和真理本身。马克斯·韦伯将“祛魅”后的世界称为“黑夜”和“寒冬”，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情境中徘徊。当社会缺乏绝对价值的信仰时，传统的宗教仪式和价值观消失殆尽，这种价值观的真空是造成当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主要成因。
厄运的征兆就写在你们的眉心，你们还要在针刺下挣扎多久？
Peter Wessel Zapffe在《最后的救世主》对精神疾病提出提问：既然人类的痛苦来源于智力，为什么人类没有灭亡？答案是人类对于维持精神层面的生存有着自发的心理防御机制，有以下四种方式：
隔离，将令人不安和破坏性的思想和情感从意识中排除，人们不应该思考，因为这只会造成疑惑；
分散注意力，把自己禁锢在外界的印象中，例如童年时期的孩子需要父母在场，因为没有分心，孩子无法忍受自己独立的存在，女性比男性更不依赖认知，因为女性更倾向于分心获得生活安全感。分心使得人们在绝望的边缘提供了安全感，若没有分心物，人们只能承受着内在的痛苦以夜继日；
锚定机制，这属于现代化社会的构成，人们通过权力机构、宗教仪式、法律秩序、道德伦理等集体主义支柱，这些支柱使得人们能活在高度相似的价值观或理想之中，例如那些创造一番事业的人被偶像化，成为大众追求事业的锚，又或者一个人到了一定岁数被认为应该谈婚论嫁，这些看起来不断重复且刻板的事物，并不只是纯粹对社会文化或秩序的盲从，是构成了社会的顶层构造，然而这些事物迟早都被人民看透其虚构和冗余，人们就会用新的片段去取代他们，例如经济下行和政治动荡导致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兴起，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全球变暖等外在冲突议题成为到社会秩序的锚定物，如果缺乏这些，人们就陷入社会秩序崩塌的虚无主义危机，而锚定物或多或少构成了当代的激进政治的元素，提倡强烈的社会变革；
升华，通过创作将生活中的痛苦转换成宝贵的经验，和世间的邪恶作斗争，常见于文学艺术的创作。
尽管人类暂时地在自然界将保持生物学上的优势，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演变，社会用于集体心理防御的技术将越来越困难和残酷，例如政府不顾民意反对坚持维持传统节日的仪式，激进政治将社会内在矛盾外化至地缘政治、文明层面的冲突，公共卫生组织和公安干预人民的精神健康。
这些人类的苦难是人类智力过度发展造成的悲剧，物种的意义是短暂的依赖于外部环境得以体现，换句话说，物种本身是虚无的，所以当下的人民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权力机构加以调整集体的不安感，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和苦难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通过普遍怀疑外界的方法以体现自身的存在，但是无法通过思考得到“我”的本质是什么。现代社会下人会面临虚无主义的危机，一个人从自身职业、亲密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可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往往是理性的终局，现代社会的另一面是后传统社会，人们依赖着有文化断层的传统习俗中找到生活秩序的确定性，这样不成文的文化纽带使得人们在风险社会中找到安全感，而在社会层面，不论人们是在“第三条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还是福利主义社会，大部分普通人都可能是社会剩余人口，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成为社会的一员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人们逐渐在虚无主义中接受了宿命论，因无所适从，只能倾向于集体主义，但这并不能解决神经官能症。
一个人不论再努力去询问自己生命意义，这都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自己无时不刻被探问生命的意义，所以单纯的思考意义只会使得我们停留在虚无主义的怪圈中。
存在主义会主张人们道德选择或创造意义，但鲜少人能创造“普遍性”的意义，维克多·弗兰克以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创造出意义治疗法，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行动和创作。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工作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寻求功绩或成就，这就是大众普遍认同的“成功”；
经历或体验的过程。最常见于婚恋和家庭组建，通过承担责任的过程来获取意义；
受苦。自找苦吃是无法体现苦难本身的，只有是不可抗力的的苦难，人还保持坚定的人性，不抛弃希望，从而找到生命的意义，例如癌症患者接受化疗。
苦难指的是一个人遇到无可避免、不可逃脱、不可抗力的困境，如无可救药的癌症患者，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们将要选择如何面对，我倾向于描述成“哪有笨蛋得知明天将死，今天就匆忙自杀？”。
不论最终是否能得到救赎，我们能改变的是人对于命运的态度，如果每个人都坚信自己要活到最后，那么将这些不可抗力的苦难视为生命中的磨练，疾病和死亡的意义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所以这是种内在成功。
反观在日常生活中，人生似乎很漫长，无法对生命流逝有灵敏的感知，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过接近重复的日子，每天都是“土拨鼠之日”，那么人很难从这样的生活中找到自己应该做什么的答案，如果非要被追问对死亡的感知，向死而生的哲学就令人生畏，在死亡面前，没有人能够逃避，这本身构成了苦难，人们会意识到为了生命本身而活，进入“本真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折磨，为了折腾自己而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如果不“去成为自己”，那也没有人能够替代自己的存在和责任。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主流公共心理卫生的建议都鼓励人民追求快乐，以幸福快乐为荣，以痛苦为耻，从而忽视了不快乐是适应困难的症状，这样的观念反而使得人们从自己不快乐的心境中怀疑自己，得知自己“不健康”的心理情况，又没办法回应他人的质疑，这样过分推崇幸福的倾向成为了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给情感贴上标签，被被视为应被治疗的疾病，最终也无法与自我和解，不快乐从而引发更多不幸，传统的心理治疗只会使得人变得更加脆弱，更像是反乌托邦社会对人的重重筛选，心理问题可能出于自身的“不正常“带来强迫性的反馈环，人越是越要抑制”负面影响“，越是引起更多的强迫倾向行为，这种自我内耗反而促成了社会制造的神经官能症。
如果一个人面对不可抗力的苦难，选择了逃避，例如药物滥用、自杀，可以说这样的人生的不值得过的；但目前有很多支持安乐死的说法，认为主动选择死亡本身也体现了人的自由、勇敢等品质，将赴死的过程描述成人们面对死亡的英雄气质，但别忘了，这种死亡本质上是对苦难的逃避，相对应的，学界认为因精神疾病自杀的人是病逝，有说是在伦理层面因出于减少对病患家属的污名化，又或者说是疾病本身导致死亡，不论如何，病逝的说法更多处于对患者的尊重和同情，病逝其实是美化了自杀的过程，最终病逝的新闻又以景观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获得大众的唏嘘和同情，这是非常悲哀的结局，”难道一个人未能被获得帮助和救赎，是因为他还没主动赴死吗？“
市面上有不少说法把抑郁症看作是“黑狗”之类的抽象说法，很显然，抑郁症不是单纯的情绪障碍，人们越是用无理的方式解读，人们就越把精神障碍当作是真正的疾病看待了，这些心境障碍其实是人类进化获得的，是为了抵御困难的自我防御机制，而自杀提供了逃避的捷径，从而忽视了后续一切的可能性；总之，人选择是生还是死，是否保留最后的人性，以怎样的心态度过余生，都取决于人对自己的认知和选择，如果要将这些最根本的责任外延给原生家庭和社会，这也未必太卑鄙了。
主流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人格是可被计量的，人类所有的行为是由先天性和后天环境决定的，反对内省的研究方法，但这对于心理治疗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难道建议患者”换个环境“生活吗？很多人的精神障碍正是原生家庭原因导致的，很多人就下意识认为患者的原生家庭也需要”被教育“；传统的治疗在暗示一个人有多脆弱，而认知行为疗法（CBT）令人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是一个反脆弱的系统，通过理性、辩证的认知训练，人对当下的预期和认知是可以被辅助地调整，从而改善自我的反馈机制。
用简单的话说，改变不了后天环境，就改变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不是积极的做法，甚至教人成为了犬儒主义者；弗兰克提倡找到人的动物精神，即活下去的理由和意义，也许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乐观者才有的期望，换Frank的话说，心理治疗师的职责是让患者找到到活下去的理由并从中认识意义。
很多人的精神烦恼来源于职场和个人生活无法达成平衡，国内的打工人将WLB（Work Life Balance）看作是优势，其前提假设是，工作没有意义，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这种平衡就像是在存在危机和苟且偷生之间的摇摆，不再追求各种事业，为了闲职付出惊人的代价，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职业存在的价值了，这样的苦难只是自找苦吃，这种观点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责难，同时，也不是每个人工作都纯粹是为了消费主义、性欲、求偶；如果一个人在节假日都无法自律掌握自己的生活，又或者不知道周末该做什么，这样的生活态度也与职业本身无关，人们有权在闲暇时间过自己的生活以体现自己的态度。
西方社会流行的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哲学，他们都将工作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负担，为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忍受职业生涯，在年轻时尽可能的减少支出，积攒20-30倍年支出金额的储蓄，通过长期投资增长跑赢通胀，支出只消费红利和投资收益，相当于主动放弃了再投资复利的理念。问题是难道提早退休就能过上现充且有意义的生活吗？如果是为了逃避当下不喜欢的工作，大不了就频繁换工作。
回到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人能否获得幸福难道真的只是金钱数值上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不论是贫困还是富有，金钱能买到的都是流水线生产出高度标准化的商品，恰恰是集体都有可能获取的，本质上远离了意义本身（对于个人是无独特意义的），不排除资本家在将来培养出更多恋物型消费者。
总之，工作本身能帮助人们抵抗虚无，人类就是需要“不断找事做才能找到意义”的存在，在找到替代物前，职业的意义在于减少人们被社会边缘化的风险。
Peter Wessel Zapffe的《最后的救世主》提出了悲观的存在主义危机，悲观的认为人类无法获得内在的意义，而人类通过隔离、分心、锚定机制和升华抵抗生命的恐慌不安。
维克多·弗兰克通过在集中营的经历提出意义治疗法，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做事、经历和受苦找到生命的意义。尽管人类在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无法逃避，但他们可以选择积极的态度，以坚定的人性面对生命中的挑战，从而找到内在的成功，事业追求、生活方式都能成为生命意义的过程，都是人类抵御虚无和痛苦的重要方式。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所谓命运或使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意义，在原来的地方思考意义是也不可能有答案的，因为生命的意义其实是颠倒过来的，是生命向我们发出意义的探问。用通俗的话说，人的神经官能症是因为人类的进化”速度太慢“，跟不上社会演变的进展，从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秩序，只有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做出行动，回头看才会有所意义，所以做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吧。
[挪威]彼得·韦塞尔·扎普夫，最后的救世主.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45/The_Last_Messiah
[奥地利]维克多·弗兰克,1998.克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奥地利]维克多·弗兰克,2021.生命的探问.Man's search for meaning.人民邮电出版社
对当下的反思和批判
作者槐序
2024 June 16th发布